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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中国对日本软件出口的机遇和挑战

发布日期:2021-11-21 20:39   来源:未知   阅读:

  [摘要]几个月前,当孙伟再次大步迈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熟悉的校园时,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北航软件学院院长这个职位让他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在软件学院开设的几大专业中,对日软件工程是孙伟极力推崇的。尽管孙伟曾做过多年的对美软件外包,但对于选择日文软件工程专业,他用了几个字来讲述原因:“这是市场需要。”的确,在短

  几个月前,当孙伟再次大步迈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熟悉的校园时,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北航软件学院院长这个职位让他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在软件学院开设的几大专业中,对日软件工程是孙伟极力推崇的。尽管孙伟曾做过多年的对美软件外包,但对于选择日文软件工程专业,他用了几个字来讲述原因:“这是市场需要。”

  的确,在短短的时间内,北航软件学院已经与北京最大的对日软件外包公司中讯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争得了包括NEC SI在内多家日本软件公司的支持。同时,孙伟博士还力邀到三位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加盟这个项目。

  陈建革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日本获得工学博士后又工作了近五年的时间,他十分了解对日软件人才培养的潜力。但多年业界的经验又让其对软件外包有更深的理解甚至是一丝担忧。他说:“对日软件出口,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划,很容易被日本人利用。”

  不过,正在从事对日软件出口的人士显得更为乐观。因为外包能够支持软件企业的发展,首先是能挣钱;其次能把日本的一些规范化的管理以及先进技术带进来,带出一支队伍;第三,公司间遵从的是国际标准,商务上比较简单。做日本外包,大企业的规矩很好,到期不会拖欠款项,这让国内企业感觉比较轻松。

  对日软件出口的增长有其深刻原因,首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再加上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必然要将业务向劳动力便宜的地区转移,而中国是最佳的选择。制造业是如此,软件业同样如此。多个日本企业的内部消息显示,高层已经将软件向中国发包作为一项企业策略。北京NTT DATA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部长樊省相介绍说:“NTT DATA为了提高竞争力,今年外包有15亿日元,明天是30亿日元,后年要达到90亿日元。”

  因此,就在很多人认为中国软件公司少有超过百人规模时,我们在调查中却发现,这一情况在对日软件出口企业中却完全不同。很多企业的员工总数已经达到二三百人的规模,大连华信开发人员更是已经接近一千三百人。而天津最大的对日软件外包公司南开创元在1998年成立后,短短四年便已经发展到了二百多人。一位业内人士说:“一直以来,我们为中国软件公司的规模无法壮大所苦恼,现在对日软件外包的发展很可能最先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国内公司争抢业务领地的同时,像日本NEC、NTT DATA、富士通这样的竞争者,也借助中国公司麾下的软件开发团队不断发展。由于这些公司的血缘关系,容易获得外包业务,人员的扩展显得更为迅速。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日本公司在国内雇佣的开发人员数量甚至可能已经达到一万名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樊省相表示:“我们的规模现在有一百六十人左右,明年人员准备翻番,后年仍然要翻番。”NEC SI北京公司的开发人员有三百人,除此之外,NEC还在上海、大连、西安等全国各地成立有规模庞大的开发团队。

  然而,这样的规模仍然不够强大,同印度软件公司相比差距更大。这是因为,制约外包企业发展包括了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资金。因此,尽管对日软件外包的效益能稳定在大约30%的年赢利率,但因为需要回款周期,在这段时间,企业的周转资金决定了企业能否正常的运营和壮大。北京网新喜思常务副总经理杨晓东说:“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具有一定规模、规范运营的对日外包企业,平摊到每个开发人员身上需要占用三万元,加上固定资产就需要有四万元。”因此,做外包的资金占有率还是非常大的。但因为外包企业的资产主要是人,这对于银行来说无法做抵押,所以在企业运营遇到资金困难时便处于两难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资本运作开始逐渐进入了对日软件出口企业。北京中讯公司在接受了NEC的1200万港元注资后,又接受了联想集团2500万的风险投资。而在此之前,网新喜思软件便以出让股份的形式换来了上市公司浙大软件2000万的资金。杨晓东说:“我们开创了对日软件外包公司吸纳上市公司资金的先河,这些资金对于企业持续稳定的增长是有利的。”最近,实达集团也开始盯上了对日软件外包,在收购了一些外包公司后,宣布投资5000万进入这一领域。神州数码也在和某些外包公司进行合作谈判,用友集团也投资2500万成立了用友软件工程公司,邵凯出任总经理,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了开发中心,并开始大规模招人。原上海开发中心的主要业务就是针对日本外包市场的。

  不过,对于现在市场的热度,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了担忧。首先一些小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降低了外包报价。有些项目外包价格不断降价,从25万日元/人月降至23万日元/人月、20万日元/人月。而在管理和技术能力无法同步的公司,软件质量由于无法得到保障,可能会对整个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重视品质和服务的国家,我们的企业应认同和理解日本企业的作法和想法,谁做到这一点,谁的企业才能进步,才能逐渐缩小与客户在意识上的差距。”

  从印度的经验看,降低价格也是不可取的,这对中国软件出口的发展有弊而无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政府和产业的角度需要有一个协调的组织。如果国内的企业无法形成统一的联盟策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杨晓东表示:“现在的外包市场是春秋时期,大家都在跃跃欲试,妄图分一杯羹,相信不久这个市场就会出现残酷的优胜劣汰,最终会发展到战国时期,到那时,只有真正有实力的公司才能生存和发展。”

  不过,公司规模仍然是制约对日软件外包发展的瓶颈。在北京,散落着大约一百多家规模在几个人、几十人左右的公司。因为人数少,所以只能接一些很小的单子,同时这些公司的管理能力也值得怀疑。曾经有日本公司为了保证项目的实施,将同一个项目同时发包给三个小公司。由于这些公司很难保证持续的接包,有时为了竞争的原因,便通过降低价格来参与一些竞争,这给整个行业发展的秩序带来了很多问题。

  规模小还容易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今年本来是对日软件外包业务蓬勃发展一年,但非典疫情爆发时,很多日本公司放弃了发包的想法转而在国内开发。小外包公司接不到活,倒闭了很多。

  面对这个仅次于美国的日本外包市场,印度也垂涎已久。日本公司也曾试图去印度开辟项目,但事实证明,这些尝试几乎都失败了。谈及原因,一位NEC高层人士道出了奥妙:“印度人不遵从我们的标准,他们总把美国的标准拿出来,想让日本向印度的标准靠,另外就是到北京只需要三个小时,但到印度需要八九个小时,所以不愿意给印度做这个事情。”业内人士也一致同意:“中国和日本之间毕竟还存在一些文化相通的地方,可以谈一下唐文化和茶道,但对于印度,文化的差距就很大了。”

  然而,印度公司也在试图利用中国作为跳板,在中国雇佣开发人员。一家印度软件公司曾表示:“我们要通过中国分公司发展日本客户”。印度最大的信息技术外包公司Infosys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软件开发中心,其一位区域经理Vineet toshniwal表示,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在于增加公司进入日本以及韩国的机会。不过,需要跨越两道文化门槛对于印度企业来说还是存在相当的难度。

  除了印度,中国对日外包企业和日本公司在华的外包开发中心在未来也可能会产生矛盾。由于日本大部分的外包项目都是由其国内最大的几家IT公司所垄断,这些公司都积极地在国内设立开发中心。其中以NEC为首,几乎在北京、上海、杭州、大连、西安等城市都设立了自己的开发中心。当国内一些软件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会去日本直接接包,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竞争。

  应该说,期望未来几年对日外包市场出现超常规的规模扩大还存在一定难度。尽管其市场容量会是稳步增长的趋势,但突破性的增长还有待观察。日本经济在经过泡沫之后变得很现实,外包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基于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竞争力的要求。“日本人的做事风格决定了并不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日本企业的谨慎是非常有名的。”一位从事对日软件出口十多年的业内人士说:“他们往往先拿一个很小的项目来测试你所能完成的任务,成功了他才会逐渐增加。”同时,也有迹象表明,日本大公司其实并不希望中国软件企业公司成长很大,反而更希望看到分散的局面。印度外包的高速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很多印度人已经在美国公司中做到了中层的管理位置。但由于日本强烈的排外倾向,中国人要做到日本公司的管理层十分少见,因此要想从内部获得大规模的发包量,存在相当的难度。所以说,从政府和企业关系层面上进行一些工作可能更切合实际,这当然也需要更多真正了解日本企业内部和运作的高级人才。

  对日软件出口仅仅有市场还不够,公司还要突破管理能力的瓶颈。管理能力包括基本管理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软件公司百人规模是一个门槛。当初大连华信人员规模接近百人的时候,管理能力遇到了瓶颈,曾一度无法按时交活,后来不得不请了IBM的人帮忙管理才越过了这道门槛。而最早从事对日软件外包的公司之一松和也是因为在公司管理上出现了问题,人员流失严重,最后被中讯以一百万人民币的极低代价收购,组成了中讯以后发展的基石。

  对中国来说,日本经济衰退带来的对日软件外包的增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日软件出口的位置非常微妙。如何正视对日软件出口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这需要业内人士仔细考虑。

  从政府角度,需要制定配套的措施。北京市政府宣布了“双千计划”:每年培养1000名懂日语的软件工程师、重点培育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骨干软件企业,力争对日软件出口额年增长超过60%。杭州市政府也大力呵护:制定了鼓励软件出口的政策,根据出口创汇的数量给予奖励,如出口100万美元财政奖10万美元,500万美元奖20万美元。杭州高新区今年还设立600万元鼓励企业软件出口。

  不过,对企业来说,苦练内功更为重要。中国教育电子公司总经理宋志德表示:“我的经验是:一定要内外互补,才能立于不败。”这个互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市场上互补,在发包量大的时候,可以以外为主,而外包市场减少的时候,就要能够做国内的项目。此外就是技术上互补,外包企业最好能够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这样技术上可以共通,否则企业没有积累就很危险。

  还有一些外包公司看重自主产权的软件研发。南开创元的目录服务系统ITEC-iDS就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总经理崔维忠说:“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国内真正做研发和市场的企业也就二三个,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Oracle和Sun这样的国际化公司。这也是作为企业今后发展的旗帜,公司的品牌。”

  有些企业从联合的策略探索壮大途径。位于中关村软件园的昂思软件与其他七个公司共同组成了“东联软件出口联盟”。昂思软件公司总经理王伟平说:“我们开始是比较松散的联盟,下一步就会通过股份重组的方式共同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规模可以迅速的扩张,来获得更大的市场机会。因为这些企业本身都具有非常一致的背景和发展愿望。”

  最终的策略是要利用对日软件外包所积累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为下一步进入美国外包市场做前期的准备。就现在来说,中国软件公司还没有能力和经验承接美国的外包项目,因此,考虑利用对日外包积累的经验和成长所达到的规模,在未来转向面对欧美的外包市场,这应该是现阶段最好的道路。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玲年认为:“中国软件应该有一个十年的发展期,三到五年内拿日本单子锻炼队伍,五年后进入美国市场,十年后和印度竞争,之后才有可能做自己的软件。”宋志德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做日本的外包积累经验后,最终还是要注意欧美。但欧美的标准比较高,因此我们还要在很多方面进行补课。”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教育电子公司引入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课程体系和UML的认证体系。“要加入美国的市场,就要了解美国真正的文化。”

  对日软件出口发展的核心是人才,现在形式更加紧迫。只有培养更多的人才,让他们成为软件出口的桥梁,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才能体现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中国也才能成为软件出口的大国。以总经理为首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最重要的一群人。吸引更多留日高级人才回国是重要的条件。南开创元总经理崔维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硕士之后在日本工作了五年多。这种经历对他了解日本软件市场非常有帮助,他对日本的文化和心态,机构和管理模式都很清楚。而且在日本工作期间,作为一个中国人,每年能够做上千万的单子,在市场营销和战略方面能力很强。如果能够得到更多这种人才,那市场开拓上就取得迅速进展。

  实际上,对日软件开发的人才一直就在培养之中,但主要是企业内部的培养。宋志德表示:“我们从事对日软件出口的那一天开始,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人才的培养。真正懂计算机开发,能够熟练掌握日语并且了解日本文化的人太少了。企业根本无法从社会上获得这些员工,不得不自己培养合适的人员。”

  首先是能力比较完善的项目经理,要求其了解对日软件的开发规范,具有非常强的项目管理能力,项目经理可以是现在的项目经理经过学习对日软件工程规范后逐渐转化,但最好是有在日本工作的经验。“没有亲自在日本工作的经历,是很难理解日本文化的。其次是系统设计师或桥梁系统工程师,他们要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联系,要求其技术强、日语好。开始的时候,对日软件外包企业只能得到底层的编码工作,但近年来,日本公司为了进一步降低其成本,逐渐将一些系统分析工作外包给中国公司,甚至在前期就要求其介入需求分析工作。第三就是底层的开发人员。这三类人都是大量需要的。

  基于地域或学习传统的原因,有些学校在培养对日软件开发人才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大连的学校在日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北理工也有学生学习日语的传统,毕业后去日本留学的也不在少数。但这对于软件企业来说,显得杯水车薪。北京软件促进中心的培训学校的人员表示,在他们同大连地区的人员交流,希望能够吸取更多经验时,没想到对方表示:“只要你们培养出来对日的软件开发人员,你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网新喜思为了获得足够的人才,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去北理工和学生签订工作意向,并指导他们学习相应的技能。

  在市场刺激和政府鼓励下,很多学校和培训机构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北航软件学院也从软件学院的角度介入了对日软件开发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相对来说,对日软件人才的培养对底层开发人员的吸引比较容易,据有关机构统计,相同水平的技术人员,掌握日语要比只掌握英语的开发人员的月薪平均要高一千元左右。不过高层人员培养遇到了相当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高级软件人才更倾向于欧美,而对日本持平淡态度。北航软件学院院长孙伟表示:“我们招收高端日文软件工程的学员有相当的难度和挑战。这说明高端日文软件市场还需要培育。因此我们决定在我们秋季入学的研究生如果修日本软件工程专业,学院将给予大量的奖学金支持,甚至可能推出学费减半的鼓励措施。”

  除此之外,中国教育电子公司和长城计算机学校也合作推出“赴日软件工程师培训”,中科院软件培训中心也与“东联软件联盟”拉开了软件工程师定制培训的序幕,中讯也在扩展培训部门的力量,准备为自己和其他对日软件出口公司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并与北航软件学院达成了合作意向。

  对于从事对日软件外包的程序员来说,不仅可以得到锻炼,还可以学习到很多国际性的标准和规范,对其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利的。宋志德表示:“从事外包工作,也可以学习新技术和管理方法。我主张先要受正规的教育,然后再去打游击,不能先打游击,否则就很难接受正规教育,不知道如何打正规战了。”

  从事对日软件外包工作,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国外文化。很多公司都给员工提供在日本工作和出差的机会,对于增长自己的见识和拓展眼界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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